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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我们公司的董事，我叫巴菲特，我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。我们的负责人之一格雷格，他是在加拿大出生的，阿吉特是在印度出生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公司的多样性是存在的。今天在大会场的所有观众们，也都是来自各地，我希望你们鼓掌的时候等我讲完再发出声音。我们今天就这么开始吧。

我想大家也知道，如果有贬值的状况或者汇率的变化，发生了让你觉得非常恐慌的，这些情况也许还会持续下去。但是人们研究经济，也许会遭遇到任何不同的结果或者安排，但是最后人们总会能够控制到他自己本身的货币价值。

伯克希尔的经验对我来说也是很宝贵的。Sandy Gottesman从1963年开始一直为我们管理资产，直到他几年前去世，还有Walter Scott，还有阿贝尔，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什么叫做长期的成功。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

从北京时间5月3日周六晚9点开始，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问答环节中，巴菲特携他的CEO接班人——伯克希尔非保险业务的负责人格雷格·阿贝尔（Greg Abel）以及保险业务负责人阿吉特·贾恩（Ajit Jain）共回答了32个问题，再次为全球投资者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投资盛宴。

巴菲特：这是个好问题，说实话，做一名企业的运营者是非常困难的，而坐在房间里管钱相对容易，也更容易让人羡慕。我一生下来很幸运能够选择谁当我的朋友，我不需要跟不喜爱的人工作，对我来讲这是生命当中属于比较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。这五个人都非常棒，他们是非常好的经理，以前他们住的地方离这里并不是很远。

　　70年前，世界的主要任务是打破殖民掠夺体系，各民族从奴役中解放、独立、自由，建立主权国家。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，在万隆精神的推动下，这一国际关系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其标志就是全面国际关系的建成和定型。在全面国际关系时代，我们从70年前的万隆会议得到什么启示？那就是：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还应像70年前一样，需要有新的政治自觉和行动，着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，相互帮助，实现和平与共同发展，并在新的时代赋予万隆精神新的内涵。

　　英国博主 杰基：他们问我很多问题，这里都吃什么？人怎么样？中国是不是很穷？因为很多人都没来过，他们不太了解，我会告诉他们西方媒体发的很多内容都是假的。